Nothing happened —— 甘小婷 1977 年 10 月 號 外
對於考進港大，我顯得很冷漠，沒有半點驚喜，沒有。進大學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沒有去 Princeton，Columbia 或 Stanford，祗是港大而已，實在很委屈。
我參加過兩個迎新營，一個學生會，一個屬會。屬會那個本不想去，但打電話來拉人參加那個男孩子的聲音頗動聽，於是便去了。這兩個營都是沒有什麼的，從營裡初接觸港大學生，得到的印象是：學生類型很多，由廣州至嬉皮型都有，但大部份人是在中間，台上講話的學生會幹事，可以很流利、措詞很好的用中文表達自已，學聯會長很孱似的，學苑總編是女的，很奇怪她唱歌可以似大陸唱片的聲音，冇型的人比有型的人多，對於同是新生的人，我更覺得他們傻頭傻腦了，當然，我一向是覺得自己比同年齡的人成熟，在小學時，就已經覺得同學幼稚。
我不喜歡學校，視之如監獄，考試時更是地獄。對於老師，我是很敵意的，因為他們是給分數的人，類似判官的身份，師生關係不是利害便是虛偽。港大也是學校，也有老師，除了導修課之外，是不用怎樣應付他們的。導修課通常很沉悶，過後只會令你更貶抑自己。雖然如此，在學問上，除了最後一年讀書應付考試外，我沒有浪費到三年大學。我是圖書館常客。寂寞，無聊和對知識的渴求常把我驅進圖書館。在這裡，你有藉口不跟人說話，打個招呼便很夠了，而打招呼的深淺程度和你跟對方的熟悉程度成反比例。笑容的一個用途是用來填補人與人之間的陌生。
舊 Ricci Hall
男孩子嗎？雖然沒有什麼值得提，但我想是應該一提的。跟沒進港大的同學聚會她們都對我投以不信任的眼光，不信我沒有羅曼史可講。羅曼史，即使有的話，我還是不喜歡談，雖然這可以吸引很多聽眾。談羅曼史的人會或多或少歪曲了真相，使對方變成小丑或傻瓜，是對別人的一種不尊重和不公平。沒有羅曼史，港大的男生和我都要負責任。
港大的男生使我幾乎懷疑自己是冷感。我的意思是，求偶年齡的女孩子，不可能這麼安份的。周圍的男生，可能使中學女生迷惘一下，但我無法墮入。有型的男孩子不是沒有的，例如利馬竇當便裝著不少有型土，但他們的美麗，與我有何相干？我雖然沙塵，但相貌平庸，平庸不緊要，要命的是我那種怎樣也擺脫不了的土氣，我缺乏所有有型士要在女伴身上找尋的氣質。因此，對於有型的男生，我只有欣賞而沒有幻想。我只想找個平凡善良的男人，但竟沒有。也許是我不積極，也許，是我太自我中心，容不下另一個人。沒有男人也好，我不會是一個好的情人。
獨來獨往天地間的人不少，大家都把自己的心好好密密的包起，像易碎玻璃，不讓它跟人碰撞，免得受傷。有許多人，包括我的一些同學，很投入的參加各樣活動，搞得很高興的樣子。 高興搞便去搞吧，能夠找到一些自己覺得值得做的事，總是好的，我祝福她們。一些參加了所謂關認活動的同學，像有很大轉變似的，她們跟我談民族意識，馬列主義等等。我知道她們是好意，但這些硬是進不了我的腦子。我想我也有多少民族意識的，電視上看到奏國歌的場合，像奧林匹克運動會或其他紀念會，不論奏的是那一國的國歌，看見人們肅立的神情，我是很感動的。但我總沒有她們的激情，她們果真相信自己所說的？我個人主義得無可救藥，什麼力量也不能把我扯進這些活動。跟我一些我認為與我不同類的人在一起，我便不自在。我不喜歡跟陌生人一起集體大合唱、集體跳土風舞等，這些簡直是痛苦的經驗。
另一些好意要打救我的人，是校內的教徒。對於他們，我是盡量避開的，為的是不想太衝突，每逢他們對我傳天國的福音，我懶得去辯論時便去支吾以對，一有機會便逃亡，夾帶他們所送的書簽或小冊子。其實我也曾經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，但後來長大了，看到世界的不完美，便對造物主失去信心。很久以前，我也祈禱的，但我很沒有禮貌，常常話未完便睡去，等不及聽神的回答。有個男孩子，本來是可以的，但後來做了教徒。「耶穌或我？」我問他。「耶穌。」他很堅決。我們分手，他拋棄塵世的一切，去跟隨耶穌。一個人活在世上，如果可以不怕上帝，不怕政治，不怕性，還有什麼好懼怕呢？
我又一個朋友，是相信婦解的，太傻了，苦苦的迫著自己，要證明什麼呢？進大學，沒抓到一個老公，是一種失敗。中學時一個老師說：「不出國，進港大也好，可以找個醫科的。」當時噓聲四起，但每個女孩子都猛然驚醒，覺察到自己的使命。我是特殊的，我對一切無所求，只是隨著自己的呼吸，自然生長。三年大學，使我了解到生命的幅度是如此大，你可以很渾沌，也可以很精心細緻的去經營你的生活，但不要幻想有儒雅的學者，知識的熾熱交流，浪漫的校園生活，也沒有人永遠是英雄、超人，每個人都有卑微、軟弱的時刻，大學的壞處是使人以為世界是理性地運行。
港大對我很公平，當我從這邊進去，那邊出來的時候，我的確沒有得到我沒有祈求的東西，我依舊是循著自己的軌跡滑行，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。
※ 小宇按：港大校友們，是這樣嗎？
